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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华夏幸福迁移至河北廊坊市，告别秦皇岛奥体中心，你怎么看？

华夏幸福主场迁到廊坊并不意外，但廊坊绝不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跟朋友们开玩笑说：“这是八国联军终于要进城了，已经打到廊坊了。”

华夏幸福迁主场那是预谋已久，早就板上钉钉的事儿。在俱乐部官宣迁主场之前，各种渠道已经花样宣了一大圈了。比如廊坊市体育局，去年11月15日就发了公告，要求体育场内商户赶紧撤离，进行大翻修；秦皇岛奥体中心的草皮和灯光也在上赛季结束后就早早地搬走了。

其实啊，关于华夏幸福迁不迁主场的讨论，从他们2016年升入中超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人们就担心，秦皇岛人口少、足球基础差，球市不好，说华夏幸福这么有野心，这升入中超了还能留在秦皇岛吗？

事实上，华夏幸福最初定址秦皇岛，看重的根本也不是什么球市。咱们稍加分析就明白了。

河北华夏幸福前身是啥呢？河北中基。2015年1月27号被华夏幸福收购，他原来主场可是在石家庄哦，要是追求球市，何必迁走呢？

接下来线索来了，2015年5月19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与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签署《战略意向协议》。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啊，划重点！

这个战略协议是要干啥？简而言之，秦皇岛市政府委托华夏幸福帮忙建设北戴河新区。要把这个新区建成一个集休闲疗养、科技研发、商务贸易于一体的国际化创意新城。

这年头在中国干啥能最快速地在国际上弄出大动静啊？足球啊！上欧洲砸钱卖人啊！拉维奇、热尔维尼奥、马斯切拉诺……所以说，华夏幸福足球队迁到秦皇岛，那就等于一张城市名片，就是华夏幸福帮秦皇岛市政府打出的第一张牌。

幸福在此地注定不会久留，从引进的这些个大牌身上也能窥探一二。现在我们看拉维奇威风八面，如鱼得水，上个赛季20球15助。但刚来的时候可不是这样。

2016年，《法国足球》就报道：“拉维奇在河北生活很无聊，因为他觉得秦皇岛只是一座中国北方的普通城市，他更喜欢巴黎那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想要丰富多彩的生活。”据说，当年拉维奇还向俱乐部提出一个要求：搬到北京住，平时要坐飞机通勤往返。当然，俱乐部没有答应。

俱乐部是怎么稳住这些外援的啊？俱乐部官员说靠球队未来的计划。我猜测这计划中，就一定包括未来稳定的主场设置在哪里。

那廊坊会是华夏幸福最后一站吗？当然不是，八国联军打到廊坊就拉倒了吗？不行，得进城，进哪个城？北京吗？不是，是固安。

从2017年4月，华夏幸福就已经开始在固安建设大规模的训练基地，并按照世界杯小组赛的规模建新主场，球队主帅佩莱格里尼亲自参与，出谋划策。俱乐部董事长赵鸿靖说，这项计划早在收购球队的时候就开始启动了，一直在推进中。而且，这固安，本来就是华夏幸福公司的大本营。

但有人一看固安，没听说过，还不如廊坊有名呢。你别忘了，2017年4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雄安新区”正式成立。固安离雄安多远？50公里。

另外，固安还有一个美名：天子脚下，京南明珠。离天安门多远？50公里。而且，为了达成《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的交通互联互通，北京地铁4号线——大兴线马上就能直接干到固安。

在首都和首都副中心的100公里正中间，那就是华夏幸福足球队的基地。这步棋啊，高。

我觉得河北华夏幸福俱乐部首先要做的是继续提高球场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以求将给不远万里来到廊坊观战的众多河北球迷一个起码不亚于秦皇岛奥体中心的观赛体验。战胜长春亚泰的比赛是球队的第2个主场比赛，无论从结果还是球迷对于球场的赛后反应都相比较第1场，也就是输给鲁能的比赛有了很大的进步。起码不再像上一场一样·1大面积的求你吐槽俱乐部和赛区的组织能力。对阵鲁能的比赛，廊坊体育场第一次承办中超赛事，可以说让前来的媒体和球迷是比较失望的。看得出来，华夏幸福俱乐部对这个场馆还是用心的，起码装修的非常漂亮，主色调都换成了球队的红色。但主办一个赛事，不能徒有虚表，内在东西也要好用。这里看台没有顶棚，球迷和媒体只能冒雨观战。球场内的wifi也不好用，基本连不上。必须要吐槽的是草皮质量，对双方球员都造成了很大伤害。这个体育场是2010年建成为当年的河北省运动会准备的，此后基本没再用过，年久失修，设备落后，能做到这份上也算不容易了。

事实证明，要想办好中超联赛，俱乐部和赛区都还有很多功课需要去做。

河北很大，这个队是真正的河北队，球迷都很支持。不少球迷不远万里来这个看比赛，我从北京去的路上看见有很多唐山球迷在北京转车，挺不容易的。可无论从成绩还是体验都太差了，看球迷发的照片，体育场东门还是泥泞小路。廊坊本身就什么都没有，来这里就是看场球，又生一肚子气，下次人家就不愿意来了。(jyd)

说实话，因为临近秦皇岛，我们辽宁球迷把华夏幸福队当作第二母队，每逢赛事，都去给他们加油💪，去廊坊可能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如果作为中立球迷，可能略显遗憾，少了一个选择，但作为主队球迷肯定不愿接受，火爆的秦皇岛球市和日益完善的球迷文化都会越来越被削弱，即使有别的球队替代，也不会再现当年的辉煌。

谢邀。可惜把手机换啦，要不放两张照片出来。

我曾经去过秦皇岛看华夏和申花的比赛，那会是从天津坐高铁到的秦皇岛，只用了两个小时。然后花了20来分钟去到奥体中心，旁边没多远就是北戴河景区。早早就有执勤民警在周围维持治安，安全还是可以保障的。只是从火车站到奥体感觉没有那么繁华，感觉像是小县城，可能因为是旧城区吧。去了主场门前，好多卖球衣的在摆摊，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没敢随便买。后来看见一批申花球迷来了站在一旁，倒是有警察在他们旁边，应该是为了防止冲突，毕竟一群上海阿拉人，靠近有风险。进球场看球的时候在二层看台，主场气氛相当可以，死忠卖力地在摇旗呐喊，我正好坐在一群年轻人身旁，通过交流得知他们是附近大学城的学生，周末经常来给华夏加油。那场比赛结果我记不太清啦，只记得李帅被进了一个，我有一件映印象比较深的事儿就是，比赛完之后，一对阿根廷情侣对着拉维奇的海报拍照，然后还有亲密的动作，后来一群小年轻居然朝人家方向吐痰，还做中指，那对情侣可能没看见也可能怕惹事就赶紧走开啦。我也不是要黑，就是那会儿让我挺不开心的，通过这件事儿吧我觉得华夏俱乐部设在这里有点跌份儿啦。

其实迁去廊坊我感觉华夏是不太道德的，你为了发展就抛弃对你不离不弃的球迷，有点不应该啦，我只能说迁走是两方面因素吧，华夏背后老板的胃口太大，秦皇岛满足不了，毕竟不是一线城市，秦皇岛的城市定位和华夏在中超的成绩确实不太相符，庙小装不下大佛的，二是有些市民素质也确实不咋的，要想有更大更好的发展，迁走可能也是迫不得已吧。

河北华夏幸福搬迁主场其实早就有传闻，上赛季华夏幸福很有希望获得亚冠资格，只是在联赛最后一轮输给鲁能，权健又战胜恒大从而反超华夏幸福获得联赛第三，华夏幸福获得第四，然而足协杯决赛申花夺冠，这样华夏幸福就无缘亚冠。在华夏幸福一度有希望晋级亚冠联赛时，华夏幸福就想搬迁主场，因为秦皇岛奥体中心达不到亚足联亚冠的标准。

可以看出，华夏幸福在赛季开始前果断搬迁主场，也是在未雨绸缪，为新赛季做准备，冬季转会期河北华夏幸福的阵容得到补强，外援在中超来说都是顶级的，国内球员也基本都是国脚和准国脚，所以新赛季河北华夏幸福的野心很大，他们要致力于获得下赛季亚冠资格，在恒大要面临新老交替的时候，华夏幸福可以向恒大发起冲击，去争一争冠军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事。

古代人有身份证吗？

古人的百姓是没有资格配有身份证的，所谓的“身份证”只针对有地位的人，比如那些文官武将为朝廷办事的人。所以说，古代的身份证是用来证明身份地位的人，现代的身份证是证明本人的身份信息。

古代的“身份证”上面刻录的信息非常简单，因为大多数刻的不是个人信息，最也就是姓名、官职等。

所谓身份证只是用来证明持有者的官职，其实就是官员证，上面刻着名字、官职，复杂点再加上所属单位。而出生年月这个东西证明不了官职，并不刻录，而这种身份证并非一辈子持有，因为它是一个证明，在持有者卸任后就要交给下一任的官员，一直轮流下去。

古代用来证明个人信息的“身份证”与我们现在的身份证天差地别，每个朝代所使用的身份证都不一样。

• 鱼袋
  

唐高宗时期李治给每个相对应等级的臣子发配鱼符，而鱼袋则是装着鱼符的袋子，这种袋子是专门配用，不能随意更换，面见皇帝时身上要带着鱼袋和鱼符。

• 鱼符
  

鱼符最早是由隋朝流行起来的，李家接手隋朝后延用了这种方法，“符”是古代的信物，传说是由姜子牙发明。这是一种证明自己身份的信物，比如古代的“虎符”，也叫“兵符”，见此物如亲见皇帝，因此虎符也是皇帝赐给将领用来调兵遣将的信物。

古代的身份证样式很多，如：虎符、鱼符、龟符、龙符、麟符、牙牌、腰牌等都属于身份证，而在众多“符”中，鱼符流行时间最为久远。

• 龟符
  

唐朝时期特别重视“身份证”的推广。就连当时的蕃国也都被发配不同的符，这种符有雌雄两块，雄符留在朝廷，雌符留给藩属国的使者，如果他们来唐朝求见，就需要把雌符带来与雄符相合后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

• 龙符、麟符
  

这两种符针对太子和亲王大臣使用的，如果皇帝御驾亲征，太子监国，这时候太子就持有龙符；而亲王和大臣的身份证明就是麟符。

• 虎符、龟符
  

虎符基本上是由将领们使用，这是用来调兵遣将的信物，但到唐朝时因避免李氏祖宗李虎的“虎”字，所以不再虎符称呼。在武则天掌权时也没有用虎符，而是叫龟符。

而作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龟婿”这个称号的由来就是因为龟符，过去的人嫁女儿首选的女婿肯定是能够使用龟符的男人，这些男人的最低官职也得是三品大员，所以找个金龟婿是光耀门楣的大喜事。

李商隐《为有》写道：

“为由云屏无限娇，凤城寒尽怕春宵。无端嫁的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

• 明朝牙牌
  

明朝时期对外贸易，象牙传入中国，用象牙做为牙牌刻录自己身份成为官员的新宠。而这与鱼符其实没什么区别，但它的造型和信息与现代的身份证已经很相近了。

• 清朝腰牌
  

清朝的腰牌上面刻录的信息就更为全面了，牌子上不但要刻上姓名、年龄、单位、职业、官衔等，还要额外注明身份证的用途。更让人拍案的是，有的腰牌甚至还要把人的面部特征给刻录进去，以防有人盗取腰牌冒用。

古人对职业的身份证明也要从不同的职业来制定，比如僧人需要“戒牒”、“度牒”来证明自己是僧人，而有身份证的僧人才可以去化缘和筹集善款；青楼女子也要特殊腰牌，以此来证明自己从事的工作的合法性。

另外还有“路引”、“门券”等这些临时身份证，古人的身份证跟现代的身份证有很大区别，它们的存在是一种信物，一种介绍信。

在中国近代史上，除去日伪时期的良民证，中国最早出现的身份证是在1936年民国宁夏省政府定制的“居民制度”，因为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所以百姓的户籍、身份都是有各省自行管理。

当时的“居民证”上面写着居民的名字、年龄、籍贯、职业、身高、面貌、特征等，然后用白布封在衣服上。此时的身份证与现在的身份证虽然还有些不同，但在对于身份的主要要素上已经相差无几。可是用白布缝在衣服上，时间久了或经过清洗会变得模糊，外人无法辨认真伪，所以制度才实施一年多就被放弃了。

1940年，宁夏省又研发了“宁夏省国民身份证”，比起先前用白布缝在衣服上，这种纸质的身份证更接近于现在的身份证。宁夏推出国民身份证制度后便很快突显出管理方面的优势，也开创了中国身份证的先河，为以后的身份证制度累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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